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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穆朗玛的发现与名称

林 超

(北京大学地理系,北京 100871)

( 转载自 “北京大学学报” 1958年4期 143-163页 )

、问题的提出

珠穆朗玛是喜马拉雅山最高峰,亦是世界最高峰,这事大家都知道的。但是关于珠穆朗玛的发现和名称,就不是大家都知道的,而且在过去,颇有争论,这就值得研究。因为地理发现的历史和名称的确定,是地理学知识的一部分。这篇文章,就是拟从上述两方面,加以探讨。

关于珠穆朗玛的发现问题。英国人一向认为珠穆朗玛是他们所发现的。一九二一年英国第一次探险队的报告一开始就说“挨佛勒斯峰是1850年左右,从约一百五十英里外的印度平原发现和测定的,但是直到1858年才定名挨佛勒斯峰,以纪念挨佛勒斯上校,他是此山发现时的印度测量局局长”。最露骨的是荣赫鹏,这个在1904年亲自带兵侵入西藏,以侵入西藏起家,以后曾任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会长,和挨佛勒斯峰委员会会长,被称为挨佛勒斯的权威人物,就曾很骄傲的说过“我们先找到世界最高峰,我们现在在前往最高峰的极顶[2]”。另有一个做过那个和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合作组织挨佛勒斯峰委员会的亚尔卑斯俱乐部的会长的柯里教授(Norman Collie)还说过这样的话“另有一件事,非常肯定地,如果有任何探险队被允许进入这块未为世人所知和禁地的挨佛勒斯附近的地方,这个探险队应该是英国探险队,无论在任何情形之下,英国政府都不应准许他人比我们先到那里[3]”。言外之意,显然以珠穆朗玛的最先发现者和保护人自居。大有挨佛勒斯由英人包办,他人不得染指之意。而且从1921年起,陆续派出了探险队,到此峰附近探险。这种活动,一直继续到解放以后。究竟珠穆朗玛是不是英人所发现的,是很值得研究的,因为英国人对于此峰所采取的许多行动,都是从这一点出发的。

关于名称的问题。过去世界各国对于此峰通用的名字,不是珠穆朗玛,而是挨佛勒斯,就是我国在解放以前很长的一个时期内,亦是用的挨佛勒斯,而不是珠穆朗玛。当我们这一辈人学校读书的时候,就只知有挨佛勒斯,而不知有珠穆朗玛。解放以后,才知道原来是叫做珠穆朗玛,我们的祖先在二百多年以前就做它做珠穆朗玛了。但是从珠穆朗玛,到挨佛勒斯,又回到珠穆朗玛,是经过一段曲折复杂的道路的。在国外,对于此峰的名称亦是经过百余年的争辩的,到现在,除了苏联和另外几个国家已改用珠穆朗玛外,其他各国,还大都沿用挨佛勒斯的名称。为了使大家对于名称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我们有必要把名称的来历和变化的历史弄清楚。

在这篇文字中,作者根据目前所接触到材料,来讨论上述的这些问题。由于这些材料和问题是跟着时间一步步发展的,作者建议按照时间的次序来讨论。

二、关于珠穆朗玛最早的知识——西藏的历史、宗教与珠穆朗玛

作为世界最高峰的珠穆朗玛,不是一座寻常的山峰。它不独在高度上超过世界其它任何高峰,而且就山体的伟大,山势的雄奇,风景的美丽等方面看,亦非世界其他山峰所可比拟。凡曾和珠穆朗玛接近的旅行者,无不异口同声,为奇观。从西藏高原上,无论自东、西、北哪一面,当天气晴朗的日子,都可以从很远的距离,就见到它。较近的地方,例如从七十公里外的定日,可以很清楚地见到它。较远的地方,如相隔达一百七十公里的干霸,仍可望见。这样的一座高峰,是不可能不引起从远古以来就生息于此地的藏族同胞的注意的。事实上,从很早的时候,藏族同胞即认识此峰,和此峰发生关系,而且在历史、宗教和传说中,留下了确凿的证据。根据西藏的经典(“十万宝训”),在七八世纪即当唐朝的时候,曾由藏王下令,将此地作为供养百鸟的地方。所以此地一名“札马郎”,即是“养鸟之地”的意思。有时在“札马郎”前面加一个“罗”字,成为“罗札马郎”,“即南方养鸟之地”的意思。据英人培尔的记载,他在1920年会见达赖十三世时,达赖递给他一条纸条,上面写着的就是“罗扎马郎”的地名[4][5]。又因为珠穆朗玛高峰,终年白雪皑皑,晶莹壮丽,这样的一座山峰,便成为藏族同胞崇拜的对象。在喇嘛教每月十日或十五日的奉祀诸神的祭礼中,就有珠穆朗玛五女神的座位[6]。根据西藏工作队的报导,这五位女神的名称,出自佛典,原来是五姐妹,长姐名叫珠穆策仁玛,二姐名叫珠穆丁结沙桑玛,三姐叫珠穆朗桑玛,四姐叫珠穆觉本珠桑玛,小妹名叫珠穆德格日卓桑玛。珠穆朗玛就是三姐珠穆朗玛桑德简称,藏族同胞用来称最高峰,所以亦最有名,而以其余的名字来称其他较低的山峰。藏语,珠穆是女神的意思,朗桑玛、策仁玛、丁结沙桑玛、觉本珠桑玛、德格日卓桑佛都是女神的名字[7]。

珠穆朗玛附近,风景幽奇,宜于静修,所以古迹佛寺,到处皆有。在珠穆朗玛峰以西,是以米拉日巴的圣迹著名的。米拉日巴生于十一世纪,原是一位游行喇嘛,具有相当文学天才,善于以诗歌和寓言教人,晚年修道于珠穆朗玛附近。因为藏族同胞对他很崇拜,所以每年来此朝拜圣迹者,络绎于途。前述的五位女神,传说中亦有以为是服侍米拉日巴的女神[8] [9] [10]。在珠穆朗玛以北25公里外的绒布寺,亦是很有名的寺院,为北路登山必经之地。在绒布寺以南,尚有许多静修的石龛。在珠穆朗玛以南20公里外,有天波奇寺,亦为南路登山必经之地。这两寺是很有关系的,在天波奇寺设有绒布寺堪布的宝座,绒布寺堪布常到天波奇寺。从这两寺附近都可以看到珠穆朗玛峰。

由上所述,可见在很早的时候,即在其他民族(包括汉族)对于西藏和珠穆朗玛还未有什么认识与确实的记载以前,藏族同胞已经和它发生了密切的关系,而且成为他们的历史和宗教文化生活的一部分。虽然其他各族人民对于此峰一无所知,但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千数百年以前,藏族同胞对于此山即有深刻的认识,再用不着问事谁发现它的。愚蠢的是那些以为他人一无所知而以发现此峰自居的人,他们和那些否认此峰原有名称的人正是那样一种人,只看见自己,看不见别人,因此,不惜抹杀历史的事实,来抬高自己,制造关于自己的神话。

三、关于珠穆朗玛最早的地图和记载

虽然我们根据藏族同胞对于珠穆朗玛的历史上宗教上的关系,证明在很久以前珠穆朗玛便为藏族同胞所熟悉,但是第一次正确地标志在地图上,只是在十八世纪初期。

我们知道在十八世纪初期,康熙年间,是满清封建皇朝势力最盛的时期,统治力量,除了东北和内地各省外,远及西藏。在这种政治基础之上,康熙利用当时在北京的西洋传教士,开始测量全国地图。在测试北京附近地图成功之后,于1708年7月4日(康熙四十七年四月十六日)正式开始测量全国各省地图。其后不久,康熙又命当时驻藏大臣派人测绘西藏地图,作为全国地图的一部分。这幅图,在1711年交西洋传教士雷孝思审查。雷孝思认为此图缺乏天文位置,距离亦未经实测,不能与其他各图衔接,但记载详细,较之同时代的其他地图,已胜一筹[11]。这可以说是关于西藏最早的一幅地图。测制的时间,自然是在1711年以前,也许在1709年至1711年之间。但该图未能流传下来,图上是否已有珠穆朗玛,很难推测。

由于1711年的西藏地图不合标准,康熙另派人入藏测量。根据大清一统志[12],此次共有测量人员三人入藏,其中一个名叫胜住,是理藩院主事,另外两人是喇嘛,一个叫做楚儿沁藏布,一个叫做兰本占巴[13],三人都在钦天监学过数学。他们从西宁到拉萨,再由拉萨至恒河发源的地方。由于康熙读过佛经,对于恒河发生兴趣,所以特别注意恒河源,并命他们取恒河水回京。他们入藏工作的年代,据上面所引的大清一统志是1717年(康熙五十六年),但据雷孝思的记载却是1717年自藏回京。因为这一年正逢西藏大乱,准部策妄阿喇布坦入侵,对于喇嘛教的寺院破坏得很厉害,喇嘛亦多遭害,所以此二测量喇嘛到了恒河源后,就不能西进,提早回京。这样看来,把1717年作为他们测量西藏完成的一年,是比较符合事实的[14]。把他们的旅程和工作量估计一下,可能需要二三年的时间,这样看来,他们出发的时间,可能在1714年或1715年[15]。

他们回京把测量成果交给雷孝思审查。雷孝思认为虽有缺点,但较优于1711年旧图。因此以它作为编制西藏地图的基础,并于1718年编成。这可以说是关于西藏的第一幅较为精确详细的地图,为后来许多西藏地图的根据。但是这幅图并没有和第一次刻版的“皇舆全览图”一起刻版。现在一般人一谈到触目朗玛最早的记载,总是说首先见于1717年康熙的“皇舆全览图”。因为1717年是一般认为“皇舆全览图”完成的年份。根据杜赫德的记载,关内各省和关外满蒙的测量工作,于1717年(康熙五十六年)一月一日完成。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最初的木版“皇舆全览图”,共二十八幅,只包括关内十五省和满蒙,而未包括西藏(最西的地方,只到金沙江上游)。可见1717年完成的“皇舆全览图”,只限于关内各省和满蒙,那时西藏的图,还未来得及加入。

到了1718年,西藏地图亦制好了;1719年(康熙五十八年),正式宣告“皇舆全览图”的完成,并要大臣提意见。“康熙实录”卷283,页10-12有这么一段记载:“康熙五十八年(1719),二月乙卯,谕内阁学士蒋廷锡,‘皇舆全览图’,朕费三十余年心力,始得告成。山脉水道,具与禹贡相合,尔特将此全图,并分省之图,与九卿细看。倘有不合之处,九卿有知者,即便指出,看过后面奏”。在九卿回奏的文中,关于此图的范围,有这样的话“东南东北,皆际海为界,西南西北,直达番回诸部,以至瑶海阿耨绝域之国。”可见1719年的“皇舆全览图”,已把西藏包括在内。最后此图得到康熙的批准“图著颁发”。“清史稿”(傅七十,页5至6)亦说“五十八年图成,为全图一,离合凡三十二帧”。又说“乃铸以铜版藏内府。”

1719年的铜版“皇舆全览图”,和1717年的地图,不同之处主要在增加了西藏图。此外有一点值得注意的,就是在1719年图中,西藏与满蒙地区的地名是用满文的,可见在非汉语地区最初测量时,地名先用满文,以后再译成汉字。

1721年,又把“皇舆全览图”,刻成木版。把铜版原用满文的地名,一律改为汉字。图中地名也略有增删。以西藏而论,增加了不少地名[16]。关于这一点,是和康熙的诏谕有关的。据“康熙实录”卷二九零页4-8,1720年12月(康熙五十九年十一月辛己),“谕大学士,学士、九卿等,朕于地理、从幼留心,凡古今山川名号,无论边徼遐荒,必祥考图籍,广询方言,务得其正。故遣使至昆仑西番诸处,凡大江黄河黑水金沙澜沧诸水发源之地,皆目击详求,载入舆图。今大兵得藏,边外诸番,悉心归化。三藏阿里之地,具入版图。其山川名号,番汉异同,当于此时考证明核,庶可传信于后。……尔等将山川地名,详细考明具奏。”可见当时在平定西藏之后,对于西藏地名,曾做过一次增订工作。

以上把十八世纪初年(康熙年间)对于西藏有关的测量制图工作简略地介绍过,现在我们来看地图本身和珠穆朗玛的关系。

1717年所制的图,有木版的,亦有铜版的,现在北京大学藏有木版康熙皇舆全图,共二十八幅。里面无西藏图幅,所以和我们题目无关,暂且不谈。 1719年的铜版图,现在看到的,有北京图书馆所藏的铜版“满汉合壁清内府一统舆地秘图”,系沈阳故宫博物院1929年重印。该图一共41幅,分八排,范围包括西藏。西藏和边疆的地名用满文,内地各省用汉文。察其内容,很可能就是1719年的铜版图[17]。在这图的六排六号,可以看到珠穆朗玛的满文名称。这可以说是关于珠穆朗玛最早的文献。在故宫博物院档案馆所藏的地图中,有几种西藏的地图,如三藏分界图,三藏卡伦图,和四川西藏等处图,都是满文的,最后一种,则满文之外,还有汉文的译名。在这些地图中,都可以见到满文的珠穆朗玛。此外,对于珠穆朗玛东西的山,如西边的测里母布和东边的塞领几纳岡中山,都见之图中。在山名之后一律加上满文阿林(即山)二字。在珠穆朗玛之北为牛藏布必拉,南为牛楚必拉,必拉,满语是河流的意思。

1721年木版三十二幅的“皇舆全览”,可以说是“皇舆全览图”的第三版,但对于西藏来说,则是第二版,亦可以说是汉文的第一版,因为在这图上,西藏地名初次以汉文译名和世人见面。此图比例尺约二百万分一,西藏地图共三幅,即拉藏图,雅鲁藏布江图,岡底斯阿林图。在雅鲁藏布江图上,我们找到了“朱母郎马阿林”,这就是珠穆朗玛最初的汉译名称了。在珠穆朗玛以西约四十里,有测里母布阿林,现在英图作高里三喀(Gauri sankar),事实上藏族叫做测里母布。1921年英国第一次探险队地图作珠穆测林(Chomo Tsering),珠穆是女神,布是源的意思,测里是山的本名。所以,测里母布阿林和珠穆测林实际上是同一地名。此山曾一度被误认为即珠穆朗玛(详后)。此外,在朱母郎马阿林以东约一百二十里,为塞领几纳岡中阿林,也一度被误认为珠穆朗玛。在测里母布阿林,朱母郎母阿林,和塞领几纳岡中阿林南北,有二河,北为牛藏布必拉,现在英图亦称为牛楚(Nyo chu),南为牛楚必拉,现在英图作为孙科西河(Sun Kosi)。牛藏布东流入朋楚河,下游现在英图叫阿隆河(Arun)。阿隆河和孙科西河会流后南流英图称为萨普特科西(Sapt Kosi),入恒河。这些水道系统,在“皇舆全览图”上都很正确地表示出来。在朱母郎马阿林和测里母布阿林以北,还有丁拉达巴罕(达巴罕,满文山岭的意思),阿巴拉阿林,纳泽勒阿林,扯拉达巴罕等地方。可见此时对于牛藏布流域和朱母郎马阿林一带附近地形和水系,已有相当的认识。

关于朱母郎马阿林的位置,在此图上,是放在北纬26度40分北京西经29度10分(约合现在东经87度18分),和现在经过精密测量所得的结果(北纬27度59分。东经88度5分)是有出入的。尤其是纬度相差较大,因为当时测纬度没有用天文实测[18]。这是限于当时的条件和技术,不能苛求。但其山川地势的相对位置,则是很清楚很准确的。到了后来(1733),法国唐维尔据此图编“中国新地图”时校正为北纬27度20分,就和现在测量的结果较为接近了。

四、唐维尔的“中国新地理图”和珠穆朗玛

康熙的‘皇舆全览图’制成后,于1926年由雷孝思寄至法国,由法国当时皇家制图官唐维尔(d'Anvilles)编制“中国新地图”,当时系作为杜赫德“中国地理历史政治及地文全志”附图,以后于1737年在海牙独立出版,名为“中国新地图”。在此图中,有二幅和珠穆朗玛有关,一为西藏总图,图幅全名为西藏及疏附哈密地区全图,下面注明根据中国耶稣会士地图和资料编制,完成的日期是1733年四月,比例尺约三百五十万分一。另一幅是分图第七幅,包括拉萨河雅鲁藏布江地图,比例尺为二百万分一,实际上分幅和总图内容是一样的。在这二幅图上,珠穆朗玛被译作M.T houmour Lancma,M.是法文mont(即峰)的缩写。在他西边为M.Dsarinpou即“皇舆全览图”的测里母布阿林,亦即现在英图的高里三喀(Ganrisankar),其北为Nlio Tsanpou R.(牛藏布),南为Nitchou R.(牛楚河)与中图同,北边除了M.Nadsar(即纳泽勒阿林)和M.Tchel(扯拉巴罕)外,余皆略去,故较皇舆全览图为简略。但是本地区的二个最著名的高峰,并未被删去而留在图上,可见唐维尔编地图时对于地名的去留是很有分寸的。唐维尔的图,是欧洲最早的一张关于西藏和珠穆朗玛的地图,远在1733年就制成,而且以后在欧洲公开与世人见面。斯文赫定也曾提及此事[19] [20]。可笑的是在百余年后自称发现此山的英人,不肯研究一下旧图。

总括以上关于中国和欧洲十八世纪初期关于西藏地图测制的经过和关于珠穆朗玛的认识,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1. 自十八世纪开始,吾国已着手测制西藏地图,第一次是在1709—1711年进行。第二次是在1714或1715年至1717年进行。最初把珠穆朗玛记载在地图上是第二次派出去的测量队胜住,楚儿沁藏布和兰本占巴。如果发现的意思是指把这山峰第一次测量及记载在地图上的话,那么,他们三人最有资格应发现者的称号了。
  2. 1717年测制的图,1718年脱稿,1719年制成满文铜版,1721年制成汉文木版,至1733年又在欧洲制成法文地图。在这些图上,珠穆朗玛以不同文字出现(满文、汉文、法文),确定了它的名称。
  3. 在这些地图上,对于珠穆朗玛附近地区的地理,已相当清楚,和我们现在所知的差不多。这些知识,成为以后二百年间关于珠穆朗玛知识的基础。

五、十八世纪中期以后我国地理文献中的珠穆朗玛

1740年以后,至十八世纪末,即乾隆的时代,封建统治力量在康熙的基础上有了一些发展。随着军事和政治势力的扩张,对于西藏的地理,亦比以前有进一步的了解。对于珠穆朗玛,有了更丰富的材料。

首先,我们谈一谈“大清一统志”中对于珠穆朗玛的记载。“大清一统志”,创修于1686年(康熙二十五年),完成于1743年(乾隆八年),印行于1744年。共三百五十六卷;初版现在很少看见。1790年(乾隆五十年)重修,共四百二十四卷。最后又在嘉庆至道光重修,1843年刊行,共五百六十卷。1790年的刊本四百十三卷页22,在叙述西藏牛藏布河的地理时,有如下的记载:

“牛藏布河,在帕里宗城西,源出城西一百三十余里绰拉岭,及纳色尔山,阿巴拉山,流出三水,北流六七十里,汇为一水。又流三十余里,西南有丁拉庙,测林布山,朱木拉马山,流出三水。东流九十余里合流。而东流六十余里,与此水会。又东流七十余里,入朋出藏布河。”

这里提到的朱木拉马,就是“皇舆全览图”中的朱母郎马阿林,这可能是关于珠穆朗玛最早的文字叙述。这一段文字,在以后重修的“大清一统志”和“大清会典”,都一字不易地引用过。一般地名的写法,虽然和“皇舆全览图”不同,但字音是相同或相近的。下面把皇舆全览图和大清一统志关于珠穆朗玛附近的地名对照一下:

“皇舆全览图”地名 “大清一统志”地名
朱母郎马阿林 朱木拉马山
扯拉达巴罕 绰拉岭
纳泽勒阿林 纳色尔山
阿巴拉阿林 阿巴拉山
丁拉达巴罕 丁拉庙
测里母布阿林 测林布山

“大清一统志”之外,齐召南的“水道提纲”,亦是很重要的材料。此书写于1761年(乾隆二十六年),是当时私家著述的一本很好的地理著,欧洲的“中国通”如李希多芬和斯文赫定都对本书赞叹不已,根据齐召南自序所说:“臣初久在志馆,考校图籍,于直省外,又专辑外藩蒙古属国诸邦,道里翔实。是以志成之后,亦尝条其水道,惟图无所据者阙之。及蒙恩告归台山。杜门无事,养病余暇,时检箧中旧稿,次第编录,共成二十八卷。”可见他先参加修志,一面在修志时写“水道提纲”,最后完稿是在回家以后。他的根据主要就是“皇舆全览图”。他在自序中说:“自乾隆丙辰蒙恩擢入翰林纂修“一统志”,伏睹圣祖御制舆图,东西为地经度,以占节气后先,南北为地纬度,以测辰极高下,漠北直过和林,抵白哈海,西番遥穷拉萨,至岡底斯。”阮学濬的序文中,描写他阅读地图时的情形说:“先生迺按内府图籍,独并为之,其图纵横数丈,列之中庭地上,扶服谛审,默识会通,此他人所五色目迷者,而先生一览无遗。”可见他是如何善于阅读地图运用地图。

在“水道提纲”卷二十二西藏诸水朋出藏布河下面,有这样的叙述:“又南曲曲二百数十里,受西来之牛藏布河”下面注:“即丁拉岭,则里木布,朱木郎马山水,及阿巴拉山,纳泽勒山,扯拉岭诸流汇而东南经二百余里者。”珠穆朗玛在此地写作朱木朗马。

“水道提纲”这段文字,以后在“卫藏通志”和“西藏图考”都引用过。

“水道提纲”对于珠穆朗玛以南和以西的年楚河和年楚河以西的年尔木城,即“皇舆全览图”的年尔母河屯,亦有记载。

在此地,我们应该谈一谈乾隆的“十三排地图”。乾隆“十三排地图”,制成年代,大约在1760[21]至1770[22]之间,此图共104幅,包括范围大于康熙“皇舆全览图”,北抵北冰洋,西抵地中海,比例尺亦较大(约八十万分之)。国内部分,主要以康熙“皇舆全览地图”为根据,但对新疆部分,因当时正在平定准部之后,增益较多。和珠穆朗玛有关系的图幅,是第十一排西四幅,在此图右下方,有珠穆朗玛阿林,这就是我们现在通用的写法的来源,以后再把阿林省去。乾隆的“十三排地图”,地名的写法,和以前有一些不同,如测里母布阿林改为杂里穆布阿林,扯拉岭改为车拉达巴罕等。同时,对于地名也有增删。例如杂里布阿林与珠穆朗玛阿林之间,多了一个珠穆朗布阿林。有人认为此即康熙图上的朱母朗马阿林[23]。但这是不可能的。(一)已经有一个珠穆朗玛了,便不应另有一个。(二)这个珠穆朗布阿林距杂里穆布阿林太近,仅20里左右,珠穆朗玛则距离较远,40里左右。
在十八世纪末年(1791),廓尔喀入侵西藏,满清曾派军队入藏把廓尔喀打出了西藏,还越过国境,兵临加德满都附近,迫廓尔喀作城下之盟。由于军事行动,对于这些地方,比以前认识更为清楚。当时驻藏大臣曾辑录“卫藏通志”一书。在此书卷三,山川部分朋楚藏布河下面,有这样的叙述:“河水又南曲曲流,有牛楚藏布河自西来会,水出东拉岭,则里穆布山,珠木朗玛山,阿巴拉山,纳泽勒山,扯拉岭诸水汇而东南流者。”在此地珠穆朗玛写作珠木朗玛山。从地名的写法,和行文的次序看来,和“水道提纲”是相同的。但作者在藏布江下注云:“按藏江原委,不见史册,今考钱坫‘西番水地记’一卷。悉遵照‘皇舆全览图’‘大清一统志’编辑,仅纂入[24]。”‘西番水地记’一书,现在无从见到,可能亦是引自水道提纲的。

十八世纪,即自康熙道乾隆年代,可以说是吾国关于西藏地理知识的奠基时期。到了十九世纪,满清皇朝封建统治开始衰退,政治经济军事走下坡路,1840年以后,又开始了帝国主义的侵入,学术文化也跟着衰退。所以终十九世纪对于西藏的地理知识,无所增益。但是有一点可以注意的,就是康熙乾隆的时候,一切知识只限于宫廷及极少数人,外间很少流传。(康熙和乾隆的地图,都是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后才陆续公开印行的。)到十九世纪以后,地方及私人刊印地图,开始流行,地理知识的流传比较广。我们现在许多中国地理知识和地名,还是受了此时印行的地图的影响。此时的地图,可以1822(道光二年)董方立“皇朝地理图”和1864(同治二年)胡林翼与严树森等所刻之“大清一统舆图”为代表。后者流传最广,影响亦最大。这些图都是根据内府舆图绘制,也都比原图简略。但有一点前后各图是一致的,就是珠穆朗玛都是见于图上,而且用的名称就是珠穆朗玛山,不再加上阿林二字。

十九世纪末年,官方出版的书,和我们有关的,可以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修的“大清会典”为代表。在附图卷二百三十七后藏图十四(南一中),即珠穆朗玛所在地区,写的是珠穆朗玛山。“大清会典地图”有些地方较乾隆图还详细,地名写法较近“大清一统志”。图上有一点和乾隆图一样,就是在测林布山之东,珠穆朗玛之西,多了一座珠穆朗布山。这是另一座山,不能和珠穆朗玛混为一谈(详前)。

“大清会典”卷二百三十七后藏地图后面的文字说明,在谈到蓬楚藏布河时说:“又西南经哲穆宗城东北,绰拉岭水,讷色尔山水,阿巴拉山水,珠穆朗玛山水,测林布山水,丁拉岭水合流为牛藏布河,东流注之。”这段叙述,和“大清一统志”差不多。

在十九世纪末私人著述中,则可以黄沛翘的“西藏图考”为代表。此书成语1895年(光绪二十年),是一本编辑关于西藏材料的书,附有地图。图是翻印松筠“西招原图”,和以上所举的图很不易对照,暂不谈。文字方面,对于珠穆朗玛地区,有这样的叙述:“又南曲曲二百数十里,又西来之牛藏布河。”注:“即丁拉岭,则里木布山,朱木郎马山水及阿巴拉山。纳泽勒山,扯拉岭诸流,汇而东南经二百余里者。”(见“西藏图考”卷五,名山大川详考页39朋出藏布河下),这一段作者自注是根据“水道提纲”的。可见一直到十九世纪末,“大清一统志”和“水道提纲”仍然是权威著作,为关于西藏知识所依据。”

综括十九世纪我国关于西藏的知识,没有什么新资料,但是比以前较普及。我们许多关于西藏地名的读法,是在此时期成为公认的和通用的形式,珠穆朗玛就是一例。

二十世纪以后,随着帝国主义侵略的深入,半殖民地化的加甚,学术文化,开始跟着欧洲走,地理地图亦不能例外。所以下面我们先谈到近代欧洲对于珠穆朗玛的认识,再回头来谈我国的情形。

六、 十八、十九世纪欧洲人对于珠穆朗玛的知识

上面我们已提及在十八世纪初期,由于“皇舆全览图”的西传,1733年唐维尔制西藏图,为欧洲最早的西藏地图,亦为欧洲最早的珠穆朗玛资料。到了十九世纪前半期,对于亚洲地理有研究的,有德人克拉普洛息(Julius Klaproth),他翻译了很多中文的地理著作,并编绘亚洲地图,成为当时欧洲研究中国的权威。十九世纪欧洲的著名地理学者,如李载尔和洪保德,他们关于亚洲方面的地理知识,很受到克拉普洛息的影响。克拉普洛息的“中亚地图”,出版于1836年,原图共四幅,比例尺二百六十万分之一,在图幅的名称下面,注明是根据乾隆地图和中文材料的。在此图中,珠穆朗玛被写作Dsiomo langma,但位置在珠穆朗玛以西即测林布所在地[25]。

十九世纪中叶,英人开始测量喜马拉雅山。由于他们不能进入西藏和尼泊尔测量,只好在印度平原遥测,所以对于喜马拉雅山的高峰的名称,很多不知道。因为一时无法解决,所以采取用罗马数字的排列的办法,从东到西,排列号数。在喜马拉雅山东部,一共79处高峰,都是如此排法。珠穆拉里列第一,珠穆朗玛第十五(ⅩⅤ),以后在喀喇昆仑峰亦曾用拉丁字母代表山,号码代表峰的办法,如K代表Korakorum,峰写K1,K2[26]等。珠穆朗玛的测量,大约是在1849年绘入地图(编号ⅩⅤ),但到1852年才把高度计算出来。有一位作者这样写:“有一天,一个孟加拉的计算员匆匆跑到测量局长室去,气急地报告说:“先生,我已经发现了世界的最高峰了[27]。”但当时对于该峰的准确高度,尚无法决定。以后在1865年,印度测量局从印度平原六个测站校正,才得到29002呎的数值。这就是世界最高峰高度测量的经过。在此以前,是以金城章嘉为世界最高峰的。

当时印度测量局局长乌阿(Andrew Waugh),对于此山,除了从遥距离的测量得到的高度之外,关于珠穆朗玛的任何情况也不知道,他们既不能到此山附近去调查,也不去研究欧洲或者中国的文献,就贸然断定此峰无固有名称。1855年由乌阿的建议,并得到英国皇家地理学会的同意,擅自命名挨佛勒斯,以纪念前任局长(George Evcrest)。这种办法,一方面抹杀了固有的名称,或者说堵塞了采用固有名称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以一个和珠穆朗玛无关系的人的名字来命名,实在是违反国际惯例的极端恶劣的办法。挨佛勒斯既未曾攀登此峰一步,也不是发现此峰的人,随便以这样一个人名来命名,难怪英人自己也以为不妥,引起了后来长期的争辩。

珠穆朗玛峰的高度被确定之后,有一些人企图从自己的一知半解,来推测此峰的名字。首先提出来的,是英国驻尼泊尔专员贺志生(Brian Hodgson),他说此峰名称应为德互汉加(Devadhunga),据他说这个名字是梵文,是从尼泊尔的文献查出来的[28],后来知道是错误了。另一个是德国人斯拉金特威特(Herrmann von Schlagintweit),他在1855年从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测量,认为此峰应是高里三喀(Gauri Sankar),从此德国地图上就称世界最高峰为高里三喀。例如著名的德国“斯蒂勒地图集”(Stillers Atlas),1875、1901年版,都是采用高里三喀,一直到1904年才改用挨佛勒斯。英国出版的地图,如1895年的“泰晤士舆图集”(第80幅)和1882年出版的基恩(Augustus.H.Keane)的“亚洲地理”,亦都采用“高里三喀或挨佛勒斯峰”并行的办法,而以高里三喀放在前面。美国1902年出版的“世纪辞典”(Centenary Dictionary and Cyclopedia)地图亦以挨佛勒斯和高里三喀并列。一直到1912年,英人著述还是有人如此写法[29]。我国在二十世纪初期的地图,受欧洲地图的影响,亦放弃了原来固有的名称,而改用高里三喀或噶里散噶(详后)。

除了高里三喀之外,还有人提出别的名称。1881年印度人达斯(Sarat Chandra Das), 入藏求学,1882年回印,途中曾看到珠穆朗玛,他书中成为珠穆贡噶(Chomo Kank-ar),即白雪女神之意[30]。曾任英国皇家学会的会长佛莱斯非德(D.W.Freshfield)亦支持此说[31]。瓦德尔(L.A.Waddell)在1898年发表一文,说他从此峰南侧的藏族方面得知藏名为珠穆贡噶(Jomo Kang-Kar),他还说在西藏印行的通俗地理书籍中,在西藏大雪山中,珠穆贡噶是仅次于开拉斯峰(Mount Kailas)的圣山[32]。因此,在欧洲地图上亦就出现了珠穆贡噶这个名字。例如1921年出版的德国“安德烈图集”(Andrees Handatlas),就在挨佛勒斯峰后面注明珠穆贡噶。“苏联大百科全书”亦在挨佛勒斯后面注明是珠穆朗玛或珠穆贡噶。此外,提出别的名称的,如胡克(G.D.Hooker)曾提出藏高(Tsangau),又有人提出白拉郎古(Bhairal Langur)[33]。足见当时混乱之一斑。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印度测量局派伍德(Wood)到尼泊尔首都去查勘;结果,他认为尼泊尔对此峰未有名称[34]。

1904年英帝国主义者派兵侵略西藏,屠杀我藏族同胞,并进入拉萨,领队的就是后来主持挨佛勒斯探险委员会的荣赫鹏(F.Younghusband)。当时随军入藏,并有测量员雷德(C.H.D.Ryder)和罗林(C.G.Rawling)。但他们只是沿雅鲁藏布江谷测量,未入山区,所以,除了证实珠穆朗玛是最高峰外,无什么其他结果[35]。在此以前,对于喜马拉雅最高峰的问题,还是有疑问的[36]。

从以上的事实,可以见到自从英人宣布他们“发现”了世界最高峰,并擅自定名之后,经过了半世纪,对于此峰,还是宣称无当地名称。一直到1907年,被称为喜马拉雅研究的权威的印度测量局局长英人巴拉德出版的“喜马拉雅山和西藏的地理地质概况”一书,还说西藏对于此峰没有名字,只好用挨佛勒斯[37]。

在十九世纪下半世纪中,欧洲对于珠穆朗玛的各种意见,可以说是混乱已极。但是都是从各方面推测,很少人从中国地理方面去研究这个问题。只有到了1889年,法国人实脱勒依(Dutreuil de Rhins)著“中亚”一书,才试从中国材料解答这个问题。他利用欧洲已有的中国地图和克拉普各息翻译的“大清一统志”,来推断英人所测到的最高峰的位置,认为应该是Dzerin ghina gang tschoungri ,即“康熙黄舆全览图”上叫做塞领几纳冈林,乾隆十三排地图叫做泽灵吉纳冈克阿林,在“大清一统志”上(“西藏山川”卷412,页10)作策林吉纳山。此山在珠穆朗玛以东数十里,“大清一统志”有注云:“在罗西噶尔城西南一百九十里,上有五峰高耸。”和当时欧洲所知道的最高峰的知识很符合。他虽未猜中,但可以说亦不远。他对于中国材料的专研,是值得佩服的[38]。

在伍德对于珠穆朗玛峰名称的查勘和巴拉德作出挨佛勒斯峰无藏名之后不久,珠穆朗玛正确的名称,渐为欧人所知。1910年布鲁士在他的“喜马拉雅二十年”一书中,首先提到他从印度人那都辛(Nathu Sing)的地图,见到珠穆朗玛的名字。而据那都辛说,此名是得之于山南杜科西河谷的藏族居民的[39]。此外和他差不多同时,从不同的来源,克拉斯(A.M.Kellas)医生亦得到相同的结论[40]。但他的意见是,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承认。
巴拉德在1918年5月在讨论喜马拉雅山峰的名称时[41],他说原则上他不赞成把英国人名字用于喜马拉雅山峰,又说他是赞成用本地固有名称的,他认为固有名称很出色,和周围环境调和,予人以深刻印象。但是,他又说他反对把挨佛勒斯包括在内,因为挨佛勒斯已在地理学界流行半世纪了。坚持既成事实,这原是不足为怪的。

克拉斯在同年十月,对于巴拉德的意见,提出了适当的反驳。他说:“也许我可以被允许来谈一谈名称,因为我的意见和巴拉德上校和你的(指“地理杂志”编著)意见有多少出入。第一,我不同意在时机已经成熟,可以把挨佛勒斯作为全山系(即喜马拉雅山)最高峰的适当的名称。如我在以前(“地理杂志”1917年,页46)所提出的,珠穆朗玛是布鲁士将军和我独自得到的名称,在此山未经实地证明以前,不应作出决定。而且,佛莱斯非德博士的意见,认为不宜用人名于喜马拉雅山,是巴拉德上校所拥护的,除了这个特别情形之外。制定一条很好的规则,以后在处理全山系最高峰时又故意破坏之,似乎难以认为一致,提出的理由亦欠充足[42]。”

“地理杂志”的编辑,在克拉斯的意见后面加上按语说:“由于既成事实,现任局长对于他所执行的原则的唯一例外,不能负责。”瓦贺浦(Wauhope)亦提出用人名来命名之不当,但对于挨佛勒斯认为可以作为例外,理由是挨佛勒斯不是一个通用人名,所以事实虽是人名,但不易觉得。[43]”这些理由,当然是站不住脚的。克拉斯在答复瓦贺浦的信中,仍然坚持他自己的见解,认为对于世界最高峰的命名,应慎重考虑,在未实地勘查以前,勿作最后决定[44]。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在英国人筹备实行探险的前夕,英国人对于珠穆朗玛名称,还是意见纷纷,矛盾百出。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谈一谈在十九世纪末对于西藏的测量和制图工作。十九世纪末叶是英国秘密测量准备侵入的时期。由于是外国的入侵政策,不能不引起西藏名族的戒惧,所以一切欧洲人民都被禁止入藏,就是有入藏的,无论从什么方面进去,一旦被发现,都被驱逐出境。在此情形之下,公开进去测量是不可能的。只有训练印度人,乔装入藏,秘密测图。其中最著名的为南辛(Nain Singh)和克里什那(Krishna)。南辛二次入藏,第一次留藏三年(1865-67),第二次在藏二年(1874-75)主要系测绘雅鲁藏布江谷及其以北地区。克里什那于1879-82入藏,自拉萨北至柴达木盆地以北,东至打箭钟,然后由西藏回印[45]。还有一个叫哈利拉姆的(Hari Ram,符号M.H.),于1871-72由尼泊尔朔科西(Kosi)河谷从珠穆朗玛以西六十里到定日,但未有人到珠穆朗玛附近。根据这些测量人员的测量结果,再参考同时的旅行者如普里捷瓦斯基(H.M. Prievalski),彼夫特索夫(M.B.Pevtsof),里德戴尔(Gcorge Littledale),保尔(H.Power),朋瓦罗特(G.Eonvalot)和亨利亲王。罗克希尔(W.W. Rockhill)等人测绘的成果,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于1893年,编制了一幅缩尺三百八十万分之一的西藏及附近地图。此图发表于1894年七月份英国地理杂志[46],以后又略加修改,作为1906年贺地石(Thomas Holdich)神秘的西藏(Tibet the mysterious)一书的附图。这幅图在欧洲影响很大,它被认为是当时欧人实测的最好的西藏地图,我国康熙年间的地图早已被人遗忘了,欧洲各国的图从此都以英国图为根据。峰名亦照英图成为挨佛勒斯峰。

七、关于珠穆朗玛的探险

英人自从测到珠穆朗玛的高度后,未尝不想前往实地探测,根据布鲁士将军的自述,他和荣赫鹏二人在1893年即有此意[47],无奈政治环境不许可,西藏和尼泊尔都禁止外人入境,只可以偷偷的派人去测量;但不易接近该处,且无法作大规模的探险。1904年入侵西藏,忙于政治军事侵略,也未暇前往探险。一直到1913年诺耶尔才伪装入藏探测,但没有到达珠穆朗玛附近[48]。

欧战结束,珠穆朗玛探险的事,又被提到英国皇家地理学会的藏事日程上。该学会当时由荣赫鹏任会长,正好大显身手。政治环境,对于英人入藏又较为有利。原来在1905年英兵进藏之后,藏族同胞虽是痛恨英人,然而由于满清政府对国内少数民族的压迫,亦使西藏痛苦万分。1909年由于满清政府进兵西藏,达赖十三世内受压迫,外受引诱,出走印度,驻大吉岭前后三年,英人视为机会,极意笼络。当时英国驻大吉岭专员培尔(Charles Bell)尤尽心巴结。辛亥革命后(1912),达赖十三世回藏,从此一变仇英为亲英了。荣赫鹏任皇家地理学会会长后,认为时机已成熟,便积极筹划进行珠穆朗玛的探险。他在1902年5月31日,会长演讲词中,正式提议组织探险队[49],并派豪伍德布里(Howard-Bury)上校至印度筹备,申请入藏。此时英国已派培尔至拉萨联络达赖,请求允许英人至珠穆朗玛探险,达赖果然答应。1921年1月10日,皇家地理学会正式宣布已得到达赖许可入藏,并和阿尔卑斯俱乐部成立一联合委员会(后来习惯称为挨佛勒斯峰委员会,以后又改名为喜马拉雅委员会),由荣赫鹏任会长,负责筹备探险,又指派已在印度的豪伍德布里上校为探险队队长。这是珠穆朗玛探险的开始。

在英人筹备探险期间,有一些言论,很值得注意。1920年11月8日,布鲁士将军在皇家地理学会提到关于山峰的名称。布鲁士自谓早已知道有藏名珠穆朗玛的存在,但是又说“如果把现在美妙而适当的名称更改,那是一大不幸的事。即使这个名字是一个已故的测量局局长的名字,而不是本地固有名称。”换句话说,他不赞成改名。他又说:“当我询问来自杜科西河的协尔巴人时,他们以珠穆朗玛的名称来名挨佛勒斯。起初,我想是指本峰,但现在我想是全山总名。”他已经想歪曲事实来维持既成事实。最后,他又说:“我希望即使这一准备中的探险队找到它的真正名称,清清楚楚地写在山上,我们也不要理它。我知道你们一定同意没有一个名称比挨佛勒斯更美妙更合适[50]。”从他的口气看,可以看出他已经预料到探险队所将遇到问题,怕他们动摇,所以给他们预备最后一条计,就是闭眼不看事实,坚决维持“既成事实”。布鲁士这种典型的帝国主义分子的态度,亦可以说就是代表当时的皇家地理学会的态度,所以自然要发生决定性的影响,何况他以后再1922年和1924年又自己领队去探险,更可以实现它的计划了。
果然在布鲁士演讲后的讨论中,原来坚持不以人名命名的佛莱斯非德在发言中,表示屈服了。他一方仍谈以人名命名之不当,而且说如果那人和山没有什么关系,尤为遗憾。但立刻他又承认变更名称有时不方便。

从以上的事实看,可以明了在英国人出发探险的前夕,对于珠穆朗玛的名称的问题,已经决定二种办法:(一)不顾事实,在任何情形之下,坚持挨佛勒斯的名字,绝不更改,连最后一个反对的亦屈服了。(二)用偷天换日的手段,把珠穆朗玛改作总的地名,这样既可以维持挨佛勒斯的名字,又不致冒完全抹杀固有地名的罪名。但是事实终是事实,狡计可以一时得逞,却不能永远遮住天下人的耳目。

1921年第一次探险队的任务是探勘登上路线,和测量地图。前者由阿尔卑斯俱乐部组织爬山人负责,后者由皇家地理学会负责。此外尚有地质,生物人员同行。他们利用夏季自五月至九月在珠穆朗玛工作,除测图和带回一些地质和生物标本与照片外,还在珠穆朗玛峰的东面,在东绒布冰川,找到了可以登山的路线,这就决定了以后几次登山的路线。

对于珠穆朗玛的名称来说,这次探勘,证实了二百年前“黄舆全览图”和一百八十年前唐维尔“中国新地图”所标出的名称的正确,解决了七十年来欧洲人对于此峰的争论。1922年12月20日,探险队队长在伦敦皇后大厦的报告会上,以十分肯定的口气说:“西藏人称挨佛勒斯为珠穆朗玛(Chomo Lungma),意即圣母之地(Goddess mother of the country)。这是在拉萨的正式名称。此名通行西藏各地,所以,显然地是该峰的正确的藏名[51]。”照道理讲,这个长期的争论到此可以算是结束了。但是上文已经说过,在未出发以前,英国皇家学会已经决定不管探查结果如何,挨佛勒斯一名总是要维持的。所以地理杂志的编者,在讨论探险队所测量的地图和照片时,一方面不得不承认说“我们现在已确知藏名是珠穆朗玛,这个名称是达赖的行政长官所发的护照的名称。”但他又坚持“挨佛勒斯是例外,必需维持我们所熟悉已久的欧洲名称[52]。”后来佛莱斯非德在评论豪伍德布里“挨佛勒斯峰探测记”一书时亦说,现在除了采用已经用了半世纪以上的名称(指挨佛勒斯)外,以任何名称来称世界最高峰,显然已经太迟了。他只希望在地图上把珠穆朗玛用括弧写在挨佛勒斯峰下面,作为总名。又说珠穆朗玛可能是指几个峰组成的山[53]。这些口气是和布鲁士一鼻孔出气的。
从1921年到1952年,到过珠穆朗玛附近探险的,一共才十二次,为了讨论方便起见,按年代次序列成一表:

 

年分

领队人

国别

性质

达到高度

路线

不带氧气

带氧气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921
1922
1924
1933
1935
1936
1938
1950

1951
1952(春)
1952(秋)
1953
1955

C.K.Haward-Bury
C.C.Bruce
C.C.Bruce
Hugh Ruttledge
Eric Shipton
Hugh Ruttledge
H.W.Tilman
H.W.Tilman
Oscar-Houston
Eric Shipton
Wyss-Dunant
Fabriel Chevalley
John Hunt








英美


瑞士
瑞士

瑞士

探测
爬山
爬山
爬山
探调
爬山
爬山
探测

探测
爬山
爬山
爬山
爬山

26985
28150
28100

 

 

 

28215

 

27235
(28230)

 

 

 

 

29002
29002

北路
北路(东绒布)
北路(东绒布)
北路(东绒布)
北路
北路
北路
南路

南路
南路
南路
南路
南路

主持探险的,十三次中有九次是英人,三次是瑞士人,一次是英美合作。其中除了有四次是探测性者外,其余都以登峰为目标。所达到的高度,除了最末两次达峰顶外,其他各次最高的为1924年,1933年和1952年都是距峰顶不到一千英尺。从路线而言,则自1921年至1938年皆由西藏登山(北路)。1950年以后,我国解放,南路登山者为多。

关于探险详情,这里不拟细谈,我们只就与本文有关的材料介绍一下。(一)是关于名称问题。1922年探险队队长布鲁士的报告中提及在入境许可证中,称此峰为札马朗莫Chha-ma-lung-mo,他认为山南的协巴尔(藏族)称为珠穆朗玛(Chha-ma-lung mo),但山北称为札马朗莫,意为“雌鹰之地”或“鸟到此目盲的高地”。他认为二名都通用,不过元音稍有不同[54]。其实,这不过表示藏语读法的变化,根本上是一名。另一点可以注意的是在第三次探险队队长诺尔顿在所著的书的附图,实行把珠穆朗玛来代表最高峰的附近诸峰总名,以混淆事实,转移事实[55]。提尔曼在其所著的尼泊尔喜马拉雅一书中,亦有此意[56]。1953年印度教育部长阿扎德(Maulana Abal Kalam Azad)在授予1953年登峰成功人员以奖章时,发表演说,亦采用此说[57]。他并且说因为无真正的本地名称可用,所以当时的印度测量局局长乌阿才提议命名为“挨佛勒斯峰”。换句话说,就是为挨佛勒斯峰申辩。我们已经证明此峰有本地名,而且乌阿不是在证明了此峰无适当名称的情形之下来命名,或者虽知道有珠穆朗玛,但因疑其不是指此峰所以命新名,而是在对此峰毫无所知的情形下随便命名的。以后再查得有本地地名之后,又在维持“既成事实”的借口下,故意曲解事实来混淆真名,这是没有道理的。

八、二十世纪以来我国对于珠穆朗玛的认识

二十世纪的前半世纪,是我国半封建本殖民地社会发展的最后阶段,虽然在社会科学和文化艺术方面,由于“五四”所产生的生力军,而有了新的发展,并向帝国主义和封建文化展开了英勇的进攻。但在很多方面,西方文化,还占统治的地位。这种西化思想,充分反应在对于珠穆朗玛的认识上。
1903年(光绪29年)邹代钧出版了“中外舆地全图[58]”。在制图方法方面,放弃了旧日的计里开方方法,采用西洋新式图法,开了新法制图的先河。但在内容上,却因采用西洋材料而上当。据邹代钧自序所载,“内地各省,以胡图(即胡林翼‘大清一统舆图’)为底本,而参以近今所出地图。”所谓近今所出地图,旧包括了一部分外国制地图。西藏方面,就是参考“英吉利人游历西藏地图。”这就注定了不可免的错误。在青海西藏一幅图中,把我国自康熙至清末几二百年中地图上的珠穆朗玛忘记了,反而改从当时欧洲流行的“高里三喀即额非尔士”。邹氏的地图,对于以后数十年的地图,影响很大。190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大清帝国全图”,就完全是采用邹代钧的地图做底子的[59]。关于珠穆朗玛的处理也完全依照邹代钧图。有的地图,如1906年周世棠和孙海环编的“二十世纪中国大地图[60]”,则完全采用高里三喀的名称。“二十世纪中国大地图”,一直流行到1926年(十二版)。同时亦有把珠穆朗玛和挨佛勒斯并列而代表两个山峰的,如1913年至1925年出版的“中国新舆图”[61],就是如此。亦有少数地图,例如清世增译的“西藏全图”[62]和戴雪蓭的“西藏地图”[63],都沿用珠穆朗玛。此二图都是翻译实脱勒依(Dutreuil de Rhins)“中亚”一书的地图的,而“中亚”一书则上已提及,是根据我国材料编著的。在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年,此图在国内仍被认为是当时最好的西藏地图。西藏全图有胡惟德按语云:“按卫藏舆图,向无精本,各国官私图籍,不下数十种,而以法人实脱勒依所著之图为最详备”,可见其受推崇之一斑。胡氏当时任我国驻俄公使,可以代表官方人员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

1930年以后,各家的地图,都依照外国地图,彻底奴化,完全采用挨佛勒斯了。我们这一代,凡念过中小学的,都只晓得世界最高峰叫做挨佛勒斯,承认这个峰是英人发现的,完全忘记了我国固有的名称,亦不知道发现该峰的是自己同胞,而不是英人,真是数典忘祖。解放以后,初步摆脱了帝国主义奴化思想的桎梏,才有机会来重新认识和恢复固有的名称。1951年,王勤堉首先在开明少年一月号提出了珠穆朗玛的固有名称,得到地理学界和全国舆论的支持,才恢复已被忘记了半世纪的地名。

九、 结束语

从以上的材料,我们可以得到一些结论。

1. 关于发现珠穆朗玛的问题

最先发现珠穆朗玛的,是居住在西藏南部的藏族同胞,他们给予这个峰以名称。但是把这个山峰,用科学的办法,记录在地图上的,则是在1715年至1717年到西藏测量的中国测量队员胜住,楚儿沁藏布和兰本占巴。他们第一次把珠穆朗玛按照当时的技术水平,准确地绘在图上,并把名称记录下来。经过了二百年的历史,和近代实地的调查,证明由中国派出去的测量人员所测地图是正确的。

英国人妄称为珠穆朗玛的发现者,完全是捏造的。英国人不过是测定了此峰的高度。测量的经过是从1851年到1865年,经过了很长的时间,参加测量的有英国人和印度人。首先算出高度并提出此峰可能是世界最高峰的人是印度人。实际上最后校正此峰的高度的有六个测量队,不是一个人。当时的测量局长乌阿并未参加实际的测量,自然无权利来享受发现此峰的高度的荣誉,于是乎他“慷慨”地以此峰来纪念他的上司前任局长挨佛勒斯。挨佛勒斯已于1843年退职,和珠穆朗玛的测量无涉,更谈不到登山。英国人自己也说挨佛勒斯和珠穆朗玛毫无关系,不宜用他的名字来作为峰名。

2. 关于珠穆朗玛名称的问题

根据现在掌握的材料,此峰真正的唯一正确的名称,就是珠穆朗玛。对于这个名称的读法,可能因为方言而稍有变化。如拉萨方面读札马朗(Chamalung),珠穆朗玛附近的藏族包括山北山南则用珠穆朗玛,通俗的称法有时称为珠穆贡噶,但实际都是由珠穆朗玛变来的。珠穆朗玛的意义,有不同的解释,或以为系女神名字,或译“圣母之地”或“圣母之山”,或以为系指“鸟地”。这些解释,表示此峰在西藏人民的文化生活中,有着丰富的意义。


在我国文献中,珠穆朗玛首先以满文见于1719年的铜版“皇舆全览图”,最初汉文译名见于1721年该图的木版。以后二百年中,以不同的写法,见于各时期的地图与书籍,其变化略如下表:

1721年
皇舆全览图
朱母郎玛阿林
1744年
大清一统志
朱木拉马山
1761年
水道提纲
朱木郎马
1760-70年
乾隆十三排地图
珠穆朗玛阿林
1795(?)年
卫藏通志
珠木朗玛
1822年
皇朝地理图
珠穆朗玛
1884年
大清一统舆图
珠穆朗玛
1899年
大清会典
珠穆朗玛

二百多年来,字形虽有变化,而音则一致。现在的写法,开始于乾隆“十三排地图”,而流行于十九世纪,沿用至今。这一事实,充分证明我国文献对于此峰有一贯的正确的认识。中间(1903-1950年)虽曾一度受帝国主义文化影响,改用了错误的名称。但在中国人民解放之后,1951年,又恢复了原名。

欧洲方面,1733年首先由唐维尔介绍珠穆朗玛至法国,写作Tchoumour Lancma。1836年克拉普洛息介绍至德国,译为Disomo Langma。1910,英人始承认此名,并写做Chomo Lungma,此名称经过1921年和以后的实地调查,证实为正确。但英人在测得此峰高度之后,曾篡改为挨佛勒斯,虽经过国内外剧烈的反对,仍不肯回复原有名称。在探险以前,否认本地已有地名,及至珠穆朗玛名称被证实以后,则不肯放弃既成错误,同时又捏称珠穆朗玛是山区总名而不是峰名,妄图颠倒是非,混淆黑白。但是各国地理书籍,到现在都是承认世界最高峰的藏名的,例如“苏联大百科全书”,德国“地理知识丛书”(Hundbuch der Geographizhen Wissenschaft),法国“世界地理大会”(Geographie Universelle),和英文的“韦氏地名辞典”,都是在挨佛勒斯之后,注明藏名。即普通字典,如法文“拉路氏小辞典”(1931)及“韦氏字典”(1946),在地名部分,都同样注明藏名。可见珠穆朗玛这个名称,是世界各国公认的。苏联和另外一些国家出版刊物,最近已完全采用珠穆朗玛名称,可见英人篡改名称的企图是失败的,事实和真理终于得到胜利。

从以上的事实,我们亦得到了一些教训,我个人体会到的,有下列几点:

1. 研究中国地理,不仅要看到现在,而且要知道过去。我们对于过去的地理记载,不能妄自菲薄。我国过去曾积累了相当丰富的地理材料。不注意我国旧日材料,只依靠外国材料,必定上当。毛主席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曾教诫我们不应对于自己的历史一点不懂,或懂得甚少,又说:“有些人对于自己的东西既无知识,于是剩下了希腊和外国故事,也是可怜得很,从外国报纸堆中零星地捡来的。”这些话虽然是对于学历史的人说的,但是对于学地理的人,亦完全适用。我们近数十年来对于珠穆朗玛的认识,就是一个例子。现在随便拿起哪一张边疆的地图来,都是满纸翻译外国地图上的地名,对于过去自己用过的地名,对于现在当地所用的地名,一无所知,这是很危险的。为了肃清我国地图上的污点,这就需要我们把历史的材料和现在的实地调查相结合,来恢复或者发现我们固有的地名。这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需要我们努力。

2. 我国的边疆,如喜马拉雅山一带,不独山河雄伟壮丽,而且蕴藏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帝国主义分子,在过去进行侵略,处心积虑,已非一朝一夕,篡改地名,秘密测量,不一而足。解放以后,由于中国人民的胜利,帝国主义已不能如往日之出入自如,但仍然多方设法钻空子入境。如1950年以来至珠穆朗玛探险皆由尼泊尔入境,即其一例。1953年5月29日,由英人所组织的登山队登峰成功。我们除了应提高警惕,还应该积极筹备组织自己的登山队。从科学上国防上和国民体育上来看,我国的高山探险事业是有积极提倡的必要的。

主要参考文献:

[1] C.k. Howard-Bury, The Mount Everest Expedition, Geog. Journ.vol. 59, Feb. 1822 p. 81.

[2] 同上。页119 。

[3] C.G. Bruce, Mount Everest, Geog. Journ.vol.57, Jan. 1921,p.16. 讨论时 Norman Collie 教授的发言。

[4] Charles Bell, Portrait of the Dalai Lama, 1946, p. 245

[5] 綘央尼马:“埃非尔土峰的名称问题”,禹贡半月刊,六卷十二期,1937年2月26日页25-26 。

[6] S.A. Waddel,Buddhism of Tibet, 1934, p. 370,430.

[7] 西藏工作队王大纯等:“我们看见了珠穆朗玛峰”中国青年报,1954年3月19日。

[8] L.A.Waddel, The Environs and Native names of Mount Everest, Geog. Journ.vol. 12,pp.564-569,1898.

[9] Sarat Chandra Das, Journey to Lhasa and Central Tibet, 1904, p. 205.

[10] L.A. Waddel,Buddhism of Tibet, 1934,pp.65-67,页脚注。

[11] 此节根据杜赫德“中国地理历史政治及地文全志”(J.B.Du Halde, Descriptions geographiques, His-toriques, Chronologigues, Politigues et physiques de l'Empire de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 Paris, 1735,序文。翁文灏:“清初测绘地图考”,地学杂志,民国十九年三期,页405-438及王庸:“中国地理学史”第二章地图史。民国二十七年商务。

[12] “大清一统志”,卷四百十三,页八,西藏,山川,罔底斯山条下。

[13] 根据杜赫德:“中国地理历史政治及地文全志”,则入藏者只有二喇嘛。又关于二喇嘛名字,“平定准噶尔方略”作蜀尔齐木,与藏布拉木渣杷。

[14] 根据杜赫德:“中国地理历史政治及地文全志”最后一章“关于西藏地图的地理和历史视察”。

[15] 此处采用福克斯:康熙“皇舆全览图”,1943年,页12-18的推断。

[16] 参考福克斯:康熙“皇舆全览图”,1943,页45,81统计表。

[17] 参考王庸:“中国地理学史”,页122,引翁文灏文。 福克斯:康熙“皇舆全览图”,页34-43。

[18] 翁文灏:“清初测绘地图考",地学杂志,民国十九年三期,页432西藏地理之测量一节。

[19] 斯文赫定:“罗布淖尔及最先发现喜马拉雅山最高峰问题”,地理杂志,民国十九年二期,页155-160。

[20] Sven Hedin, Mount Everest, 1926.

[21] 王庸:“中国地理学史”页122引翁文灏,认为在1760年或以后。

[22] Walter Fuchs, Materialien zur Kartographie der Mandju Zeit, 华裔学志,三卷,页201定为1770年。

[23] 福克斯:“康熙皇舆全览图”,页207,西藏地名表第257,及页脚注103,又页343,雅鲁藏布江幅地名表第119。

[24] “卫藏通志”,渐西村舍刻本。卷三,页八,藏布江下注。

[25] Sven Hedin, Mount Everest, 1926.

[26] Identification of peaks in the Himalaya,G.J.vol.52,p.187.

[27] J.B.L. Noel, Through Tibet to Everest, 1927, p. 19.

[28] Brian Hodgson, The Lunguage , Literature, Religion of Nepal and Tibet, 1874, p. 27及Selections from Record?? of the Government of Bengal No. 271 1857 “喜马拉雅山自然地理”一文。

[29] Percy Brown, Picturesque Nepal, 1912, 附图。

[30] Sarat Chandra Das, Journey to Lhasa and Central Tibet, 1904, p. 273, 316.

[31] Proceedings of Royal geagraphical Society, 1891,vol.ХШ p. 109.

[32] L.A. Waddell , The Environs and Native Names of Mount Everest Geog . Journ . Vol. ХП,1898,pp.564-569.

[33] 同上。

[34] C.G. Rawling, The Great Plateau, 1905, p. 213所引。

[35] Thomas Holdich, Tibet the Mysterious, 1906, p. 296.

[36] 同注④,页214。

[37] Sidney Barrard, A Sketch of the gography and geology of the Himalaya mountains and Tibet, 1807。又注④,页213.

[38] Sven Hedin, Mount Everest, 1926, p.p. 157-160.

[39] C.G. Bruce, Twenty Years in Himalaya, 见Sven Hedin, Mount Everest, 页52所引。

[40] A.M. Kellas, A Consideration of the possibilisty? of? Ascending the loftier Himalaya , Geog, Journ. Vol.49,1917 p. 46.

[41] The Identification of Peaks in the Himalaya, Geog. Journ.vol. 52, 187.

[42] The Nomenclature of Himalaya Peaks, Geog. Journ.vol. 52,187.

[43] R.A. Wauhope, The Names of Himalaya Peaks , Geog. Journ. 1919.vol. 53, p. 206.

[44] 同上,p.358。

[45] J.B.L. Noel, Through Tibet to Everest, 1927, p.p. 23-24.

[46] J.T. Walker, Note on the R.G.S. Map. of Tibet, Geog. Journ.vol. IV 1894,p.p. 53-54.

[47] C.G. Bruce, Mount Everest, Geog. Journ,vol. 57, 1921, p. 1.

[48] J.B. Noel, A Journey to Tashirak in Southern Tibet and the Eastern Approaches to Mount Everest, Geog. Journ.vol. 53. 1919, pp. 289-308.
Through Tibet to Everest, Geog. Journ. 1927.

[49] Francis Younghusband, Address at the Anniversary meeting, 31,May, 1920, Geog. Journ.vol. 56.vol. July, 1920.

[50] C.G. Bruce Mount Everest, Geog. Journ.vol. 57, No.1. Jan.1921, p.p. 13-14.

[51] C.K. Howard-Bury, The Mount Everest Expedition, Geog. Journ.vol. 59, No.2 Feb. 1922, p. 89.

[52] The Mount Everest Maps and Photographs, Geog. Journ.vol. 59, No.2. Feb. 1922, p. 133.

[53] D.W. Freshfield, The Mount Everest Book, Geog. Journ .vol. 59, No.6. June, 1922, p. 492.

[54] C.G. Bruce, Mount Everest Expedition of 1992. Geog. Journ.vol. 60. 1922, p. 387

[55] E.F. Norton, The Fight for Everest, 1924. Geog. Journ.vol. 64. P. 504附图。

[56] H.W. Tilman, Nepal Himalaya, 1952, p. 227.

[57] Everest Heroes in Nera Delhi, Indo-Asian Culture, Oct. 1953. P. 182.

[58] 邹代钧:“中外舆地全图”,光绪29年,舆地学会编译印行。

[59] “大清帝国全图”,商务印书馆,光绪三十二年。

[60] 孙海棠孙海环编:“二十世纪中国学地图”,新学会出版社,光绪32年

[61] 陈镐基:“中国新舆图”,商务出版,民国二年(1913年)出版,民国十四年(1925年)四版。

[62] 清世增译:“实脱勒依著,西藏全图,光绪30年,胡维德印行,彼得堡。”

[63] 戴雪蓭:“西藏地图”本兜赖以原图,民国元年成都公记印刷公司代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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