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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超先生传略

蔡运龙[1] 王恩勇[1] 林云辉[2]

([1]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北京 100871, [2[ 北京市朝阳区 100875)

转载自科技名家·林超先生传略,万安丛书·,107~130, 中国社会出版社 1998 年

 

林超,地理学家,地理教育家,中国人文地理学、综合自然地理学和景观生态学的开拓者。终身从事人文地理、综合自然地理、地名学、中国地理学史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对发展地理学的综合研究,培养地理人才,组织地理考察和中外地理学交流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林超,字伯超,1909年4月出生于广东揭阳县(今揭阳市)一个清贫知识分子家庭。父亲读过几年私塾,在岭南学堂毕业后,回乡兴学。作为长子的林超倍受父亲和祖父的关注,天资又很聪颖,少时作文经常“挂堂”展览。家庭的熏陶,社会的传统,使林超自幼对文科有着浓厚的兴趣。17岁考得奖学金入岭南大学文科,次年转入中山大学哲学系。在研习哲学之余,选上了外系的一些课程,其中俄籍教授史禄国讲授的人类学和民族学多涉及人类与环境的关系,引起林超的极大兴趣,对地理学的注意也就悄然而生。正值中山大学1929年创办地质地理系,林超遂师从瑞士教授汉姆学地质学,随德国教授克勒脱纳(Credner)学自然地理学。自此,确立了以研究地理学为己任的终生奋斗目标。

1930年,林超毕业于中山大学,即被聘为地理系助教,成为克勒脱纳的得力助手。1934年林超以优异成绩考取中英庚款留学生,前往英国利物浦大学地理系,师从世界地理学家罗士培(Roxby)教授学习。在英留学期间,足迹遍及英伦三岛和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法国、德国及瑞士等国。1938年获得博士学位,成为利物浦大学历史上第一个地理学博士。随即归国就任中山大学教授和地理系主任,同年又被破格任命为中山大学地理学院代院长。1939年转往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任教授。1940年中国地理研究所在重庆北磅成立,林超是该所筹建人之一,后任副研究员、研究员、人文地理研究组组长并继黄国璋、李承三之后被任命为所长,且任期最长。抗日战争时期,在四川盆地、嘉陵江流域、大巴山、新疆北部进行长期考察。抗战胜利后,中国地理研究所由北陪迁往南京,林超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1949年林超代表中国赴里斯本参加国际地理联合会第十六届大会,为中国在国际地理学界争得了应有的地位,从此中国成为国际地理联合会的正式成员。林超还曾兼任复旦大学教授(1942年)和金陵女子大学教授(1947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林超任清华大学教授(1950~1952年);北京大学教授(1952~1991年),历任中国地理学会理事、名誉理事及该会自然地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地理学报》编委,北京地理学会副理事长、顾问,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委员兼《地理学卷》编辑委员会主任,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委员兼地理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主任,中国地名委员会学术顾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名词典》,中国地名研究会顾问,国际地理联合编纂委员会学术顾问会景观综合工作组成员,加拿大景观生态和管理学会终身会员,北京市第五届、第六届政协委员。

林超在长达61年的地理学研究与教学生涯中,博学精思,成果累累,春风桃李,教泽流长。曾昭漩教授致林超80寿辰的贺词对林先生的一生作了精辟的概括:

如以竺可祯先生为中国现代地理的第一代开山大师,那么,林超师就可说是属于发展我国地理学的第二代人物之列。特敬作祝寿诗为贺:


盛世贤能八十翁,中华地理一奇峰。

渝州创新开勋业,南国先成专业功。

燕国桃李已葱笼,海外交流意气雄。

敬仰南山思轶事,风流独领一师宗。

 

  1. 家庭与求学时代

林超,小名杰英。家乡广东揭阳(县)江夏(今渔江)村,虽是江河密布、田流落到此,风光秀丽,但地少人多,传说先人从福建莆田流落到此,生活也不容易。曾祖父林名敬,林超对他的印象是“面部清瘦,有几根稀疏的白发,目光炯炯”。当时“有地数亩,有牛,有小屋一间,是当地普通农民所住的大院子的一间,但缺乏劳动力,有一个时候,只有他自己一个人”。原配妻子陈氏,溪南人,婚后不久病故。继室吴氏,曲溪人,“是穷人的媳妇,丈夫去世,无以为生,靠行乞度日,生活所迫,嫁入林家当继室”。来时携一子,就是林超的祖父林奕德。林奕德年轻时身体健壮,是个能干的农民,因参赌输钱被赢家追讨,情急之下逃进基督教堂并受到教会保护和教育,竟阪依了基督教,经过教会的短期培训成为一个专职牧师,巡回传教。他的独子林建中,即林超的父亲,念过几年私塾,毕业于岭南学堂。林建中笃信教育救国,曾数次游南洋(东南亚)向华侨募捐,历经多年艰辛,在揭阳县创办了真理小学、真理中学,自任校长,家也搬到揭阳县城。他为学校鞠躬尽瘁,1948年9月,65岁时突发脑溢血不治而亡。追悼会上,学生唱着挽歌纪念他:“滔滔榕江,这里产生了英豪,他不会冲锋陷阵,但事业和山一样高……”他不苟言笑,脾气暴躁,是个威严的校长和父亲。与之相反,林超的母亲黄氏是个秀美温顺,勤劳善良的女人。对少年林超影响很大的还有做医生的姑母。弟妹接连出生以后,林超就和姑母同住,姑母开业行医,终身未嫁,她的豁达理智和学识使少年林超受益匪浅。

林超有一个姐姐,三个弟弟,一个妹妹。林超的姐姐林慧贞自幼文采过人。可惜在投考中山大学文科时,因试卷错判未被录取,精神重创之下得了失语症。后看破红尘,加入基督教祈祷团四处传教,终身未嫁,1959年52岁时在清贫孤独中病故。这是林超的终生之悔,如果当初不是为了治疗失语带她去教堂,也许她能像常人一样结婚生子,事业有成吧。几个弟妹都在战乱中完成了学业。二弟林越(俊英)学农,曾任真理中小学校长,擅于柑橘种植;三弟林趁(豪英)学地理,留学美国,是美国纽约著名爱国华侨;四弟林起(彦英)学医,是衡阳人民医院放射科医生,1977年冬洗澡时因煤气中毒去世;小妹林茵(瑞英)学医,是广西北海市人民医院著名的内科主任,现已退休。

林超的妻子邓国芬与林超相识于30年代的广州白云山麓。那次旅游途中小憩之时,邓国芬偶遇中大地理系实习学生,对那位调镜潇洒而又认真严肃的青年教师林超一见钟情。交往之中,林超知道这位护校刚毕业的美丽聪明的小护士是个孤儿,同情之心油然而生。林超留学归来,正是抗日战争的艰苦时期。1939年9月他们在昆明西南联大共结连理。婚后的生活是那样清贫窘迫,在北培地理研究所工作期间,常拿不到工资,他们曾摆地摊变卖衣物和林超最珍贵的图书以维持生活。邓国芬常常穿着朴素的蓝布旗袍,等待着林超一次次长达数月的考察归来。在1942年日寇对重庆的疲劳轰炸中,邓国芬一手提皮箱,一手抱女儿,往返躲避日寇飞机的疲劳轰炸,差点成为著名的“大隧道惨案”的受害者。三女一子陆续出生。直至解放以后,林超才知道自己未谋面的老丈人正是中共早期工人运动领袖邓培,于1927年“四·一二”运动中被国民党杀害。作为烈士子女,邓国芬在解放后考入河北中医学院,后来成为一名中医医生。在几次政治的风雨中,她真诚地希望自己能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丈夫划清界限,成为一个继承父业的革命者。两人经历、性格、思想方法的分岐在一次次的政治风浪中日益增大,林超的“特嫌”问题又迟迟没有结论,3个在边疆插队的孩子前途无望,邓国芬心情抑郁,几次胃大出血。她手术后坚持参加农村医疗队,为农民治病,积极争取入党,可惜退休后患病,生活不能自理,1992年1月病逝于北京。

林超出生时,曾祖母吴氏还在世。因是四代单丁,林超的出生在林家是件大事。但家中清贫,母亲奶水不足,新生儿不断啼哭,刚分娩的母亲只好起床做一些抽纱(潮汕一带出名的绣品),拿到集市上,换回一瓶羊奶喂孩子,这才解决了燃眉之急。

林超初小毕业后就离家在县城上高小,租房煮饭,开始了独立生活。12岁那年放假回家途中,渡船在江中遇风浪翻船,林超被扣在船底,经3次泅水才钻出水面。因漂流到下游,上岸后只好到亲戚家换衣休息。待亲戚去家里报信时,只见家中正哭成一团,以为他已葬身江底。这一次大难不死,除得益于自小练就的水性外,不能不归功于他小小年纪就独立生活,遇事冷静的性格。就在这一年,他父亲因患伤寒,到林超住处隔离治病,十来岁的孩子除上学外还担负起侍奉病人的重任。父亲的病势稍有转机,耐不住禁食的痛苦,极想吃饭,林超牢记医嘱,不得不违抗父命,二人相持不下。林超坚持把食物放在父亲拿不到的地方,待父亲渡过险关,还是很赞赏他的。

从小学直到中学,林超最喜欢的科目是语文和英文。早在学龄前,父亲就命他每天背诵一首唐诗,上午教读讲解,晚饭前必须背诵,背不出,不许吃晚饭。每当他受罚时,常常是母亲或弟弟在夜里偷偷送些食物给他。这一段背诵唐诗的积累确使他一生受益不少,许多好诗好句,到老年他还能背诵。林超的英文教育,始于教会的星期日幼儿班及小学,由于用心苦读,长进很快,曾在中学英文讲演中得过名次。他喜欢踢足球,但因体质单薄,在球场跌断过腿骨。因为长得秀气,中学时课余演出潮州戏,老师选中他反串女角。寒暑假回到村里,他常常在假期辅导班中充当小先生,组织小伙伴学习。在大学的假期里他也曾写文章,做家庭教师以补充来年的学费。但考试时,一些有权势的同学要抄他的答案,他坚持不允,结果这些同学便在林超的父亲面前诬告他,这使其父亲非常生气。

林超从小生活朴素,沉稳寡言,学习专注。小学时,读书到深夜,往往伏案而眠,还是老师将他抱上床。大学的文学、哲学等课程,他读来容易,但当他在选修课中接触到地理学之后,顿觉自然、大地、山川对他更为实际和亲近。1933年,他在中山大学地理系任助教期间,曾北上北平,参加第一届中英庚款留学考试,结果没有考取,回校后又作考试准备,第二年顺利通过。1934年,林超与丁肃等3位青年地理学者,从上海踏上了赴英国留学的旅程。

二、滇西考察与“大理冰期”的发现

1930年,林超毕业于中山大学。22岁的他由于才思敏捷,英语流利,学业优秀,被聘为地理系首批助教兼英文翻译。受聘后,林超专心致志钻研地理学,常负责野外考察的组队和管理工作。1930年5月,他随克雷特纳带领3名学生去云南点苍山进行地理考察(当时称“探险”),这是中山大学地理系首次大规模的野外实习。

他们从云南高原到横断山脉,对当地的地质、地貌、植被、农业、民族等进行了全面的考察。那时的装备很差,从昆明到腾冲,除骑马外,大部分路程靠步行;又遇到雨季,道路泥泞,其艰难困苦,可以想见。但全体师生历尽艰辛,终于完成了预定任务。黄秉维教授回忆当时的林超是“英俊青年,体质康强,步履矫健,跋涉修阻,如旅于平川”。这次考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特别是首次登上海拔近4000米的点苍山龙泉峰,发现了第四纪冰川遗迹并进行了仔细的观察测绘。后来林超协助克雷特纳整理出版了《云南地理考察报告》和《云南地质地貌》,引起国内外学者的极大关注。其中有关点苍山第四纪冰川的研究成果,在法国的国际地理文献上作了报道。后来维斯曼据此把它定名为“大理冰期”,被学术界广泛应用。

三、中国人文地理学的开拓者

林超在40年代专攻人文地理,在人口地理、聚落地理、政治地理、经济地理等方面皆有建树。他在任中国地理研究所所长和人文地理组组长期间,组织进行了大巴山、嘉陵江流域以及新疆西北部的地理考察,取得大量资料与成果。特别是1940年n月~1941年6月的嘉陵江流域地理考察,历时之长,规模之大,都是空前的,而且是在抗战时期的艰难条件下进行的。这次考察步行4000余公里,踏遍嘉陵江流域内17个县,撰写了《嘉陵江流域地理考察报告》,并绘制图件344幅,详细记载了该流域的地形、农业、矿业、航运、人口和聚落,被誉为“抗战时期中国地理学的代表之作”。当时我国人文地理研究多为室内工作,得之于实地调查的《嘉陵江流域地理考察报告》,为中国人文地理学的发展起到了开拓作用。尤其是其中的“聚落地理”篇,不仅在聚落分类上有所创新,而且明确提出了“聚落等级”的思想,这距闻名遐迩的克里斯塔勒“中心地”理论,其实只有一步之遥,这可是在中国本土上独立产生的。作为嘉陵江流域地理考察的一个副产品,林超还写出了《蜀道考》一文。40年代对历史地理学的性质和研究方法并不清楚,但已有人在探索,此文便是这种新动向的见证。

此外,30年代,林超在滇西考察时,深入到滇缅边境地区,从各个方面都深深感到英国在以缅甸为基地,利用各种手段对我国领土进行有计划的分割与蚕食。面对这种情况,作为一个爱国地理学家的林超,不顾困难,收集了大量资料,又作了仔细的历史考证,写成了《滇缅北段未定界边境之地理及政治问题》一文,发表于1933年的《地理季刊》。其目的在于揭露英帝国的阴谋,引起国人的注意。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纳粹德国横扫欧洲,又移师进攻苏联,其闪电战频频得手,而太平洋美日战争尚未爆发,整个形势错综复杂,扑朔迷离。林超于1941年秋发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地理基础及其展望》一文,文中对民主国与轴心国的土地、人口、资源以及军略和交通情况作了分析与对比,认为地理基础对民主国家“长期战争,有胜利把握”;轴心国地理基础差,“故主速战速决”。指出未来民主国家应“以人力配合其天然之优点,利用其伟大之潜力,以克敌制胜,是在民主诸国自为之耳”。在当时形势下,有此断言,不失为一篇重要的政治地理佳作。

在经济地理方面,林超与陈泅桥合作发表的《四川盐业地理》(1945年),对盐业的沿革与统制、川盐之采制、盐业分区及对人文景观的影响和盐业发展的措施都作了精辟分析。此外,他还研究了嘉陵江三峡煤业地理(1942年)、秦岭与大巴山的交通(1947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研究都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物质条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完成的。林超在抗战后期开始担任中国地理研究所所长,他罗致了很多地理英才,在经济困难条件下,开展调查研究,出版刊物。其中有不少当时的青年地理工作者都成为今天各方面的学科带头人。因此,可以说,新中国地理学的繁荣和发展亦有得益于此之处。

四、珠穆朗玛峰的正名

50年代,人文地理被否定,林超在极“左”思潮泛滥的困难条件下,遵从竺可祯的委托,周密考证了珠穆朗玛峰的发现与命名。随即发表的《珠穆朗玛发现与命名》一文,对中国地名学研究和地理学史有重要贡献。

英国人一向声称珠穆朗玛峰是他们于1850年发现的,并以当时英国前任测量局长埃佛勒斯的名字命名。过去世界各国对此峰通用的名字,不是“珠穆朗玛”,而是“埃佛勒斯”。就是中国人自己,凡念过中小学的,也只知道世界最高峰叫“埃佛勒斯”,无形中承认珠穆朗玛峰是英国人发现的。完全忘记了我国固有的名称,亦不知道发现该峰的是我们自己的同胞,妄自菲薄已到了数典忘祖的地步。有鉴于此,林超在3个多月的时间内,废寝忘食,全力以赴,查阅了大量中外文献,进行周密仔细的分析研究,以确凿的证据证明:最先发现这个山峰并给予“珠穆朗玛”名称的,是居住在西藏南部的藏族同胞。最早把这个山峰用科学的方法记录在地图上的,是1715?1717年到西藏测量的中国测量队队员胜住、楚尔沁藏布和兰本占巴。林超以令人信服的材料,驳斥了英国人发现珠穆朗玛峰并命名为“埃佛勒斯峰”的谬误,理直气壮地为珠穆朗玛峰正了名。

《珠穆朗玛的发现与正名》一文受到竺可祯和黄炎培的高度赞赏。黄炎培致信林超说此文是“有益于世道之作”。在褚亚平主编的《地名学论稿》一书(1985)中把此文列为地名学研究的重要实例。文中发掘整理的大量当地地理、地名知识,为我国登山队攀登珠穆朗玛峰的壮举提供了重要参考资料。

五、中国综合自然地理学的奠基人

50年代后,林超对自然地理学给予更多的关注。时逢从前苏联传入综合自然地理学思潮,大规模开展的国家建设也需要对自然地理条件作综合研究,于是逐渐形成一门新的学科——综合自然地理学。林超是我国最早研究综合自然地理学的学者,并带领一批人发展这门科学。他还最早提出“Integrated Physical Geography”的译名,因此而被公认为中国综合自然地理学的奠基人。

林超在综合自然地理学上的学术思想和成就,大致可分为综合自然地理区划、土地类型学和区域自然地理研究3个方面。他认为自然地理区划和土地类型分属不同的尺度水平,前者采用区划方法,后者采用类型学方法,两者虽有密切联系,但可各自成为一个系统;而且两者除了理论方法以外,都需要进行具体区域的研究。

林超留学英国时的导师罗士培是地理区划研究的先驱,所以他的自然地理区划思想的师承渊源是很深厚的。他当时的论文——《南岭之地理特征及其在中国地理区划上之意义》,是我国最早用现代地理学观点研究地理区划的文献之一,其研究结论至今仍被引用。

1954年,林超等人为了综合大学地理系教学需要,拟定了当时最完备的全国自然地理区划方案。这个方案依据地带性和非地带性因素,把全国分为4大部分、10个大地区、31个地区和105个亚地区,比以前历次自然区划都跨进了一大步,基本上反映了全国自然地理面貌,为以后的中国自然地理区划研究提供了借鉴。

50年代末,在林超参与领导下,举办了全国自然地理进修班,由前苏联著名自然地理学家A.P.伊萨钦科主讲。林超借鉴前苏联的经验,结合进修班及他本人在河北及其附近地区的实践,对区划方法作了深入探讨,提出了“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方法。林超指出:“二者有不同,但不是互相排斥的,而是有辩证的关系,可以互相补充的。在具体工作中,我们遵循这个上下结合的方法,一方面从地区和地带等高级单位往下看,充分利用全国自然区划的方案;同时也根据具体景观的材料来修正高级单位,这样就使区划工作更加具体和准确。”林超这个充满辩证思想的方法对我国30年来的自然区划工作有深刻的影响,上述进修班的成员也大都成为目前我国综合自然地理学的学科带头人和骨干。

60年代,林超敏锐地发现区划方法不能胜任地方尺度的地域研究;另一方面,区域发展规划方法不能满足于泛泛而论,而要求把生产布局落实到具体地段上,这就要求作大比例尺的地域调查制图,于是他把注意力转向土地类型研究。

林超等人的论文《北京山区土地类型及自然区划的初步研究》,是国内最早以土地类型调查制图为基础,“自下而上”进行山地自然区划工作的研究成果,开辟了综合自然地理学的一个新领域。《北京山区土地类型研究的初步总结》是我国最早结合区域土地类型研究的实践,对地势地貌、地表组成物质等中小尺度的土地分异因素,以及山区土地分级、分类等重要理论问题作出了系统论述,为80年代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土地类型调查制图提供了一个范例。此外,林超还在总结、介绍古今中外土地分类思想和方法上做了大量工作,为促进我国土地科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林超在区域自然地理综合研究方面的成果,除上述河北与北京地区的研究外,还可以从《中国自然地理·总论》一书中见其一斑,此书曾获中国科学院科学进步一等奖。林超不仅主撰了其中的两章,而且整个研究的框架―中国综合自然区划的一个新方案,也是他和赵松桥教授共同制定的。

六、倡导综合地理学

地理学的综合性是林超早在30年代就已牢牢建立起来的思想。他在《乡土地理调查手册》一文中指出:“地理现象,因此调查应当包括并非独立各不相关,而皆有密切关系。”因此调查坦白色拓“观察当地自然环境与人文活动之相互关系”。他的人文地理研究坚持综合方向,注重经济现象与自然条件、交通、人口、聚落等关系,“目的是将经济地理的范围加以扩充,使其成为各种地理现象与经济关系现象之研究,尽量发挥地理学之精神”。他在自然地理研究中,不仅着重各自然要素的相互关系,对自然条件对于经济建设的作用也给予充分重视。

林超在长期的地理研究实践中,始终坚持这种综合地理学的思想和方法。他在晚年还从理论高度对此作了总结和概括,他指出,作为地理学研究对象的地球表层,是一个经过多种组成成分相互作用而发展起来的巨大综合系统,这一特征决定了地理学的综合性;地理学在研究地球表层时要研究各种要素,但并非把他们当作互不相干的独立客体,而是作为整体的一部分,着重研究各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联系,以及地表综合体的整体特征和时空变化规律。林超认为,我国地理界以前重人文轻自然,后又重自然轻经济甚至取消人文,都背离了地理学综合研究的宗旨,于学科的发展不利。所以他对地理学的离心倾向特别关注,不断大声疾呼发展综合地理学。他在其主编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地理学卷》开篇中写道:“地理学将是一门既有坚实的基本理论、应用理论的基础性科学,又是一门与生产实践进一步紧密联系的应用性科学。21世纪的地理学将是一门在理论化和数量化基础上进一步综合化、生态化、社会化的理论与应用并重的两栖科学。”目前,各国科学家倡导建立所谓“地球系统科学”、“地理科学”,正与林超的主张一致,并经各条蹊径成为事实。

七、教书育人

林超是一位贡献卓著的地理教育家,他常举孔子的话说:“集英才而教之,乃人生一大幸事。”他先后被聘为6所大学的教授,开设过自然地理、中国地理、世界地理、欧洲地理、土地类型和综合自然区划等多门课程。他备课认真细致,广征博引,讲课条理清晰,深入浅出,并充分利用各种教学手段和工具,教学效果非常好。他对学生关怀备至,严格要求,循循善诱,诲人不倦。他指导过2名博士后、10名博士和10余名硕士,受其教泽的大学生更是不计其数。林超还利用自己在国外的名望,邀请世界知名地理学家来华讲学,促使北大地理系与若干世界著名地理系建立了校际交流关系。他热情推荐中青年地理学者到国外留学进修,为我国培养更多的人才。现在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无论在科研机构、政府部门、军队,还是在大中学校,都有林超的学生,正所谓“桃李满天下”。其中不少人已成为知名学者。

在极“左”思潮时期,实用主义流行,对当时地理教育事业的改革与发展带来消极影响。每当此时,林超总是不计个人得失,有理有据地说出自己的观点与意见,希望避免偏差。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地理教育走向拨乱反正之时,他根据自己1979年在北大“五四”科学讨论会的报告发表了《关于高等学校的地理教育》和《试论地理学性质》两文。前者是以国内外的经验说明我国高校地理教育应调整的方向,后者是从理论上回答了地理教育应遵循的理论体系。后来,他又发表了《地理学与地理人才培养》一文,充分体现出他对新的地理教育与新的地理人才的企望。

林超对素不相识的有志青年也大力培养。1982年,一位河南安阳的青年复员军人傅宗科给他来信,谈到他有志自费作全国考察旅行,他立即复信支持这位青年进行地理旅行和考察的志向,在复信中建议“沿着徐霞客当年旅行考察的路线,进行考察”。林超还约他到家中面谈,并将他介绍给发起纪念徐霞客活动的有关人士,得到他们的关怀指导。在沿途政府和人民帮助下,傅宗科历尽艰辛,终于完成了徐霞客旅行路线的考察,被人们誉为“当代徐霞客”。后来,在林超和其它人士的关心协助下,傅宗科还实现了到北京大学进修地理学的愿望。

林超也十分关心中小学地理教育和地理知识在人民群众中的普及。他在极“左”思潮肆虐的日子里,曾为增加中小学地理课时和加强师资力量进行了艰苦的努力。他还亲自参加地理科普教育,发表了很多地理科普著作。

八、最可惜的十年

60年代,正当林超踌躇满志地开展承德、房山、大石河、怀柔等山区土地类型的研究并初露端倪,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身体最好,最能工作的时候”,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而林超所执教的北大,正是风暴旋涡的中心。一开始,矛头所向是党内走资派,林超只能学习、静观。而且,历次政治运动如“土改”、“肃反”、“反右”不都是有惊无险,平安过关了吗?林超刚回国参加广东省恩平县土改团,担任许广平团长的秘书,老家揭阳县中他的母亲和二弟林越被划为地主正在沿村游斗。林超收到家信,没有回信。“反右”初期,林超所在学校的“九三学社”小组,屡次召开“神仙会”,动员大家向党交心,“大鸣大放”,参加整风。生性谨慎,寡言少语的林超大约也谈了些教授治校的愿望,但大字报签名他没有签,想起来真是后怕。以后的教育改革、政治学习,他认真参加,虔诚地记下了一本又一本笔记。他希望努力改造思想,为人民服务。他的信条是“毛主席挥手我前进,毛主席支持我支持”,这自然也是最安全的道路。林超放下他的考察和论文,或搬着小板凳冒雨在东操场听江青演讲,或接待来北大串联的革命小将,或抱一大挥《新北大》校刊在街头,然后自己掏腰包回校交校刊钱。半卖半送,被抄了家,挨了几次莫名其妙的暴打以后,1965年春,林超加入了“牛鬼蛇神”的行列,关进了“牛棚”。他被怀疑是加入国民党潜回大陆的“美蒋特务”而受到残酷的提审和冷静面对着这段腥风血雨的日子,。林超以他特有的坚韧他对家人说“任何情况下我不会自杀“牛棚”解散,,如果我有意外,必定是被害”。1968年10月,林超回系继续劳动审查。1969年10月,林超抱着永别北京的心情,随队赴鲤鱼洲北大分校。

在鲤鱼洲分校的两年,住、食均苦,劳动强度大,白天下稻田劳动,晚上政治学习到深夜。林超精力已不支,一生烟酒不沾的他,学会以烟为伴,并得了慢性支气管炎。19718月回京,北大地理系仍未招生。凡有系里的杂志约稿或,林超都热诚参加,不能署名,有时还受些无限上纲的不白之冤,但他仍能处之泰然,不变的是一颗渴望工作与贡献的心。那几年,为治疗支气管炎打链酶素引起药物中毒,平衡器官受损,走路不稳,继而因胃穿孔,几年内做了胃大部切除和3次肠梗阻手术。1976年,林超去湖南、广西弟妹处休养,在难得的手足团聚中,仍“举步沉吟望燕京”。

九、生命之树常绿

1976年后,中国大地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林超从广西北海妹妹处,以病弱之身回到北京。北大那时刚刚开始落实政策,教学工作还未走上正轨。当他知道地理系为发展环境保护方向急需翻译一本环境科学导论作教材(后于1983年出版)而缺人手时,又一次要求参与工作,他按时、高质量地翻译了其中的4章。

“在南京地理所那一段,我觉得自己脱离群众,”1988年,林超回忆道:“1978年到现在,这是我心情最舒畅,工作、生活条件最好的10年。”
1988年1月,在全校例行体检中,林超发现患前列腺癌,即往肿瘤医院进行手术和放疗,效果甚好,出院后,仍继续工作。1989年5月4日北京大学校庆,北京地理学会与北京大学地理系共同举办学术讨论会,庆祝林超先生80寿辰、赵松桥先生70寿辰。林超在会上答谢后,面容肃穆,若有所思地说:“我自己有想法,想做更多的工作,可是没有做到……”回首往事,林超痛心的是自己本来能贡献更多,对于一生中经历的坎坷和曲折,他总能以学者的理智和超脱,以一种饱经沧桑的宽容和理解,使自己的精神超越于不公和苦难之上。

1989年秋,发现癌症向肺部转移,在进行放疗后,症状有所控制,林超终于戒了烟。1990年8月,国际地理学会亚太区会议在北京大学召开,林超在会上用流利的英语发表了他的论文《解放前的中国地理教育》。

在对生活的希望与生命的尊严中,林超顽强地与癌症搏斗了3年,终因肺感染,在北医三院的急诊观察室中与世长辞。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天,已出现了心力衰竭,呼吸十分困难,但他还命身边的女儿京辉到书房去,为他一直酝酿的《中国地理学的发展方向》论文再多拿些资料来看,他若续若断的生命之火仍然萦绕着他所热爱的地理事业。

遵照林超生前的愿望,他和夫人的最后归宿选在西山脚下的万安公墓。

林超的一生,是全身心投入科学事业的中国爱国知识分子的一生,是为中国地理学和中国地理教育事业发展而献身的学者的一生。他的为人,正如他的老友、中国地理研究所长黄秉维所说:“他守正不阿,从不为自己名利地位而玩弄手段,损人利己。他正道直行,不断地积极工作,即使在工作条件很差,经济情况很困难的时候,他还是悠然自得,安之若素,不悲观失望,不止步不前。他与人交往,其淡如水,从不结帮结派,更未尝曲意逢迎,苟悦取容。自他身上,我虽未见到过洋溢的热情,但他关心、照顾、体量别人的胸襟确如清泉长流,涓涓不绝。从他口中,我没有听到过虚伪的谦逊。他服从真理,不固执,也不随人然若的精神却坚持不渝,不以时间、地点为转移。”他的一生,正如他1943年在新疆考察时所写的《出塞》诗所述:

男儿须作万里行,

四海为家安此生。

白马投荒苦何在,

征途处处乐无垠。

他留给我们的就是对人生征途的“乐无垠”的乐观主义精神。

附录:林超诗作选


一咏嘉陵江(1941年)

巴水连天碧,巴山映日红。
回川千百转,开凿叹神工。

二出塞(1943年)

男儿须作万里行,四海为家安此身。
白马投荒苦何在,征途处处乐无垠。

三迪化望月(1943年)

绝寨孤城意悠然,苍茫瀚海胜江南。
今夜何愁无乐事,坐看明月照天山。

四闻楼寇迫榕城有感(1943年)

西出玉门不须悲,天山瀚海自足怡。
马背未忘询乡息,故国擎鼓动客思。

五阿尔泰山夜旅(1943年)

支帐临江岸,奔流吼若雷。
雷吼梦转蜜,直梦到川西。

六咏汗腾格里山(1943年)

琼楼玉宇绝人间,冰雪为衣云作裳。
博克达山犹蝉妾,标然特立压天山。

七从夏塔河探天山冰达坂(1943年)

夏塔河头出冰川,色白似乳异众源。
云杉夹岸争耸翠,乱石激流竟逐喧。
雪峰连云疑无路,破崖凿冰一径穿。
闻道南疆风景好,咫尺不度何铿缘。

八题松树沟滴水崖
松树沟在北疆和不克塞尔,为草原中胜地,一九四三年从不克塞尔往游。

山岩一线天,飞瀑天上来。
如何嫌寂寞,此地足徘徊。

九送云辉赴梧州行(1969年)

此去苍梧路五千,心怀朝阳一片丹。
遥看南岭云低处,红旗飘扬捷报传。

十北海留别示瑞妹(1977年)

北部湾畔看亲人,卅年宿愿一日清。
观涛地角风光好,南海明珠气象新。
霜鬓未减细妹意,暮年犹见慈亲心。
人生安得长聚首,举步沉吟望燕京。

林超先生生平主要活动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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